西门庆与焦挺、汤隆二位兄弟带着手下侍卫下了船，见天色还早，就先从码头走到大相国寺，去那著名的“烧猪院”吃了一顿和尚卖的烧猪肉，方才返回第二甜水巷，又去那高阳正店落脚住宿。
这东京汴梁城里酒楼正店不少，西门庆等人之所以还是选择高阳正店，实是汤隆之意。那厮上次在高阳正店里与一个煞是丰满的女娘几番巫山，至今念念不忘。汤隆一入东京汴梁城就嚷嚷着高阳正店乃是东京城最好的正店，店里的甚么“流霞酒”、“清风酒”让他惦记了许久。其实那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到了高阳正店，汤隆那厮果然在陪酒的众多香艳女娘中寻到了那位丰满异常的女娘，乐得脸上的每一粒麻子都跳动不已。对于汤隆这厮的审美趣味，西门庆只能拍了拍他的后背，无声地表示钦佩。
在高阳正店休憩一夜后，西门庆与焦挺、汤隆带着给徐宁一家老小的礼物去班门里徐宁家登门拜访。徐宁见到自己的舅表弟汤隆与结拜兄弟西门庆来访，虽然日前收到过书信，但还是喜出望外，急在家备下家宴，为西门庆、汤隆和焦挺接风。
众人吃了几杯酒，徐宁对西门庆说，多亏当初西门庆劝他不要跟着童贯去边关立功，这两年朝廷在西北与夏国反复拉锯，各有胜负，有几个金枪班出身，随童贯去边关博功名的同僚已经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好不凄凉。不是西门庆当日的劝阻，只怕自己也埋骨于西北黄沙。
西门庆心道，宋夏之间真是打的糊涂仗，除了劳民伤财，徒耗人命，又有何益
要深究起来，西夏之祸事本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君臣对党项族措置不当造成的。
唐开元年间，居于青海东南和甘肃南部的党项羌非常恐惧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内迁至庆州。
安史之乱起后，郭子仪怕这些异族闹事，建议唐代宗将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远迁至更偏远荒僻的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这一地区即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旧地，当时称为平夏，所以这部分党项羌就成为平夏部，即日后西夏皇族的先人。
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因平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再次被赐姓李，封夏国公。
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这部分党项羌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其势力范围以夏州为中心，包括夏、绥、宥、银四州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氏的私人领地。
由此可知党项羌世代居住的夏、绥、宥、银四州地区本非汉人聚居区，而是匈奴人的故地，拓跋氏党项羌并未曾侵占汉人一分土地，也未对中原汉人有任何敌对行为。
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是何人当政，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称臣”，换来该地的统治地位和大量的赏赐。
经过两百多年和平建设，平夏地区非常富饶，以地斤泽地区为核心的肥美牧场，以夏宋交界的七里平为代表的农业区为西夏提供了大量的牛羊粮草，同时平夏地区此时还盛产当时可当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每年产量可达一万五千斛左右，因此平夏部党项羌可以说是有兵有马有粮有钱，天时地利人和均占，实力逐步膨胀起来。
不过虽然党项族实力大增，已有立国之基，但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愿当一方诸侯。且李氏一族世代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当时的夏、绥、宥、银四州，城外的党项族人虽然还着民族服装，但城内的李氏一族等官员都是着汉服，学汉文，实与中原汉人同心。
北宋建国后，李氏一族就携夏、绥、宥、银四州内附，对宋朝可谓忠心无过。严格地说，自唐朝灭亡之后，夏、绥、宥、银四州本非中原王朝所有，是党项李氏带着这四州重归中原王朝版图。
正因夏州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所以宋太祖在中原地区虽削夺藩镇兵权，但对西北少数民族依然宽宥，“许之世袭”，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
可是当夏州节度使李继捧上台后，情况有所变化。
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契丹连吃败仗，为了找回颜面，就将拓土开疆的目标对准了对大宋尽心效忠的党项一族。
赵光义把李氏亲族一锅端召集到京城，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信等一十二人，一一加官晋爵。同时赵光义赏赐李氏诸人府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
事情做到这一步，傻子都知道宋太宗赵光义是想借此将割据三百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然而宋太宗采用阴谋诡计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首先，这种做法，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呢这分明是告知依附大宋的少数民族，大宋统治者是言而无信之人，并不值得效忠。
其次，夏州统治者党项李氏自唐朝起就“世有战功”，不仅从未有负过中原王朝，且曾屡次出兵帮助朝廷平难，更加无负于新建立的大宋。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