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
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对王推崇备至。
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以“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大凌河之战、松锦大战什么的，明军全败了，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撑不住就投降，结合起来看，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韦宝轻松道：“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朝廷听了会高兴。考虑到大明的国情，这个话不好说。弃辽守关，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戳力王事，赖何南辕北辙。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不要总想权谋，还要看地缘环境。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辽东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留那么多地和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可是，这得多大的工程？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顺道毁掉辽东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有这些东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哪里还用这么费事？”
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本觉得韦宝厉害，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就扶韦宝了。
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自言自语？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
“那韦公子，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全面出击，各地坚守，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