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的将门被文官集团多次打压之后，总是给人一种混吃等死、不学无术、飞鹰走马的感觉。没有声望、没有实权、不能建功立业的将门才是好将门，文官集团才会放心。
将门失去了军权，自然要追求其他方面的补偿，不然真成混吃等死了，完全混吃等死的将门当然有，但如今的大周已经忘记了那些家族的名字。张李王樊马这五家能够幸存下来，于经营之道和生存智慧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以马家为例，马甲先祖的眼光很毒辣，太祖一收兵权他就知道大周将来是谁说了算，明智地选择不和文官作对。后来马家还是受到一定冲击，那位马甲先祖身穿破烂衣衫，拄着拐杖进宫，老泪纵横地请求当时的皇帝放他马家一次，文官集团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下一个闷亏。但有一点是才智卓绝的士大夫们想不到的，经由马家事件，大周皇族开始对文官集团有所警惕，毕竟皇族和士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那位马甲先祖为了让儿孙长久享受富贵，临终之际留下几条告诫，主要是让历代马家家主牢记三件事。第一点，不管有多吃亏，一定永远和皇帝保持一致，其它的都可以舍弃；第二点，家主之位不能传给有高级文职或者武职在身的后辈，最好选择经营家中产业有成又文武粗通的子弟担任家主；第三点，支持有意自立门户的子孙分家，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历代的马家家主基本都恪守了祖训，于是马家在大浪淘沙的百多年中存留下来，成为硕果仅存的五家勋贵之一。其他四家自保的手段大同小异，各有各的特色。终于在几十年前，当时的大周官家和士大夫们不对付，面对文官集团的压力，那位满腹雄心壮志的皇帝陛下想起了开国勋贵。
开国勋贵们不能再保持低调，于是一部分勋贵尤其是马家，坚定地站在皇帝陛下一边，其他的就……那位皇帝陛下挣脱不了儒学大网的控制，在壮志难酬的愤懑中结束了一生，勋贵也面临被大规模清洗的局面。
但新登基的大周皇帝了解他父皇的郁闷，对文官集团的防范心理更重，用高超的手腕保下大部分将门用以制衡文官，还默许勋贵将门在禁军和侍卫亲军中保持一定的存在感。文官集团集体凌乱，但又无可奈何，于是汴京的皇权、将门和文官保持了大体的平衡至今。
活不下去的禁军和厢军士兵不断逃亡，甚至包括一部分中低级武官，大周的宰执们尴尬之下，只好同意厢军经商。所以在大周，军队经商是完全合法的，有门路的就跑船开矿做生意，没门路的只好走私设卡欺良民，真正是一塌糊涂。
大概八九十年前开始，新参军的士兵几乎没有良家子出身，大部分是家乡受灾被编为厢军的，还有一部分是被刺配军中的地痞流氓、会道门渣滓和绿林成员，刘成栋的脸上就有一大块刺青。“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流传大周之后，对士兵和军队的整体性鄙视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军队经商之后，大部分的底层士兵还是活得很惨，他们分不到什么油水嘛，但将门却看到了机会，开始扩张自己在工商界的势力。
将门原本只能在汴京和京畿道发财，但所得较少，竞争不过世家大族和士绅大户。军队经商之后他们终于找准机会，和各地的高级将领联合起来，很快把商号铺到了整个大周。将门凭着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和与国同休的特殊地位，从西夏走私战马到大周贩卖，从辽国走私皮毛到汴京发财，从广州购买香料到江南倒卖，从扶桑进口硫磺回大周获利。
有了充足的财源，将门终于可以把自家的大量子弟和收养的大量少年放到军中历练，也终于有余力和士绅大族周旋，维持一种“我很挫，但我要跟你们斗到底”的滑稽状态。一些军中的新锐将领为了在文官面前自保和升官，大多托庇于某家将门名下，以门生自居；一些落魄大族看到将门居然有起色，也开始和马家等家族联姻；各地的高级将领为了晋升或自保，就算不至于直接投靠，也往往和这些将门合作……
将门把自家的影响力通过军队扩散出去，在各地拉拢合作者和投靠者，再加上将门相互联姻以及将门和各地大户联姻，终于在文官面前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这些武夫上朝时渐渐开始插科打诨，时不时对几个文官冷嘲热讽，文官捅出什么臭篓子也敢幸灾乐祸，甚至“仗义执言”。不至于像很久之前一样，被冠以“殿前失仪”等听不懂的罪名打板子，但如今的将门也仅仅是自保而已，总体上还是处于绝对弱势，在“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大周不能太贪心。
钱赚的多了，将门花钱的地方也更多。提携新锐将领需要钱，培养家生子需要钱，培养族中后辈更是需要流水般花钱，皇宫大内那边也要投入一大笔。自家的商铺需要流动资金，各地的高级将领、合作者和豪门大户又要分走一大块儿，再加上经商的本事确实差上一筹，将门尴尬地发现发财的大道到头了，尽管他们已经很努力……
将门有渠道和各地的合作者，在士绅豪商面前足够自保，同时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商业力量，对扩大财源又有着不小的意愿，所以李响最终把将门当作堤坝。
王小九和那位指挥使幕僚等着李响的最终计划，剩下的几个武人巴不得回去就召集人手，好参与李响的发财大计。禁军可能战力很烂，但是拼人多，汴京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