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薄、孟让在长白山举旗造反，口号是“反徭役，反东征。”
此次东征，倾尽国力，河南、河北和齐鲁距离东征战场最近，依照就近征发徭役以节约成本的原则，河南、河北和齐鲁的平民被大量征发。主要劳动力都去了战场，耕种便成了问题，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孺也就勉强糊个嘴，无力上缴租赋。
东征需要粮草绢帛等各种战争物资，这些战争物资都要由地方官府承担，而地方官府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加大征缴力度，于是矛盾产生了。
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此刻大河下游发大水，田地淹没，颗粒无收。灾民等待官府的赈济，而官府陷入困境，不但征缴不到租赋，反而要开仓赈济，肯定完不成朝廷下派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硬性指标，谁完不成，谁的官帽子就没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官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灾民，把官仓、义仓里本来用来救灾的粮食等物资送往东征战场。
灾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王薄、孟让为了在大义上站住脚，赢得更多支持，提出了“反徭役、反东征”的口号。如果没有东征，官府就不会无节制地征发徭役，更不会把官仓、义仓里的救灾物资送往东征战场；如果劳动力都在家里，即便洪灾爆发，也还有救灾的能力，再加上官府开仓放粮，天灾也不会演变成人祸。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口号，不难发现，它正好与朝中保守派的立场相符合。朝廷中谁反对东征？当然是保守派。保守派看到灾民揭竿而起了，而且造反者提出了反东征的口号，遂顺势推波助澜，竭尽全力破坏东征。不论使用何种手段，只要东征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保守派便赢了，便给了他们反击改革派的“锋利武器”。
退一步说，即便东征打赢了，皇帝和改革派建下了赫赫武功，但国内局势却因东征而急剧恶化，推进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已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皇帝和改革派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战前目标依旧未能实现，改革因此陷入停滞，保守派笑到了最后，在政治上给了皇帝和改革派沉重一击。
这就是自王薄、孟让长白山举旗以来，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大河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不是官府不戡乱，也不是鹰扬府不剿贼，更不能把烽烟四起的责任推给东征，推给天灾，而是中土统治阶层内部的根本矛盾，在对内改革、对外战争的前后夹击下，终于爆发了。这是不可挽救、不可遏止的“人祸”，而这场“人祸”的爆发，必将导致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陷入失败的危局，而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一旦失败，压制“人祸”的力量轰然消散，“人祸”必将呈爆炸式发展，起义大潮必将掀起惊天波澜，席卷整个中土，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中土可能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战乱。
这是崔德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起义军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摧毁对手，也能伤害自己，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即便因此实现了预期目标，摧毁了皇帝和改革派，终结了改革，但保守派中的核心力量豪门世家也休想独善其身，必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甚至是玉石俱焚的战斗，而历史证明，无数埋葬于历史尘埃中的豪门世家，就是在这种血腥而残酷的战斗中烟消云散。
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而这个“度”太难把握了。义军领袖绝不甘于做个“棋子”，更不愿辛苦一场却为他人坐了嫁衣裳。义军领袖有自己的宏图志愿，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现阶段，他们需要豪门世家的支持，而豪门世家也正好需要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双方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但等到义军发展到一定规模，豪门世家逐渐失去对他们控制的时候，“度”也就难以把握了，一旦双方实力对比颠覆了，义军以独立自主的新兴政治势力与豪门世家分庭抗礼了，豪门世家的生存危机也就来临了。
不过这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最为恶劣的后果之一，依照历史经验，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豪门世家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策略得当，不但能顺利规避风险，还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机遇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有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传承的豪门世家，经验太丰富了，不足为虑。所以崔德本对中土的未来局势虽然忧心忡忡，但对崔氏这条大船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信心十足，他不担心崔氏的未来，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利用白发异士和义军力量，在最短时间内掀起一场席卷中土的大风浪，继而彻底埋葬已经对豪门世家张开血盆大口的那个叫“改革”的洪荒猛兽。
在这一点上，段文操的想法与崔德本如出一辙。段文操在书信中向崔德本请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后，清晰地表露出他对齐鲁义军的姑息态度，其迁就、纵容，甚至是毫无原则的宽容心理，让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后，其对改革立场的悄然变化。
段文振出自世家，却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统后环绕在两代皇帝周围的改革派，毫无例外都来自豪门世家。
中土分裂时期，大大小小的王国不论实施何种政治制度，在其光鲜的表层里，包裹的核心都是门阀士族政治，掌握权柄的都是世代传承的大贵族，或者以军功崛起的新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