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留守樊子盖脸色阴沉，心中燃烧的怒火几乎可以把他焚化了，而越王府长史崔赜亦是怒不可遏，恨不得冲上去直接抽李浑的大嘴巴子。
人可以无耻，可以为本集团利益无所不用其极，但不能置王国和中土的利益于不顾，不能无耻到丧失底线。你李浑在东都局势如此紧张时刻，在远征军将士浴血东征战场之际，竟然无耻到故意纵敌撕开京畿防线，阴谋借助叛贼的力量祸乱京畿，威胁东都，如此卑鄙的借刀杀人之计，你也使得出来？你这样赤裸裸地打我们的脸，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把东都和中央的权威打得“体无完肤”，对你关陇人有什么好处？你当我们是泥巴捏的？当圣主和中枢都是聋子瞎子，看不到听不见？眼前你关陇人从东都危机中趁火打劫，或许赚翻了，但危机之后呢？之后你关陇人在圣主、中枢和我们各方力量的联手反击下，还能安然无恙？
不过这些怨言只能放在心里，一个字也不能说。李浑手段了得，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虽然伊阙的丢失和他有一定的关联，但放到台面上那都是正大光明的举措，根本追究不了他的责任，更不能据此无端指责他蓄意引发了东都危机，指责他和他背后的关陇人阴谋借助这场危机来打击越王杨侗，打击中央权威。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和越王府长史崔赜面对眼前危局，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打落牙齿和血吞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就非常被动了，他们不得不依赖东都卫戍军来保护东都和中央，不得不依赖军方的力量来化解这场危机，所以，现在他们不敢得罪卫府，不敢得罪李浑和郑元寿，更不敢介入或者干涉军方内部事务，就算李浑、郑元寿和韩世谔大打出手，他们也只能视而不见、视若无睹，只能恳求三个军方大将暂时不要“打”了，暂时搁置矛盾，先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先把突破京畿防线威胁东都安全的叛贼杀了，然后军方内部怎么斗都与他们无关了。
崔赜出面做“和事佬”。他既代表了越王，又代表了博陵崔氏，身份地位份量都足以与郑元寿平起平坐，可以力压李浑和韩世谔一头，而樊子盖虽然官职高，权力大，奈何出身低等贵族，门第资历声望都不行，既压制不了郑元寿和李浑这两位军方大佬，也压制不了韩世谔这等出身显赫的军方少壮派，所以现在也只有崔赜有资格做“和事佬”。
崔赜先提醒韩世谔，你是伊阙守将，伊阙在你手上丢了是事实，虽然伊阙失陷的时候你正在东都参加军议，但当时戍守伊阙的都是你的部下，如果他们不能立即击败叛贼夺回伊阙，不能将功折罪，结果必然是人头落地，而你做为他们的长官，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受连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完蛋了。
韩世谔当然知道伊阙失陷的后果，正因为他知道自己完蛋了，所以才要与“陷害”他的李浑拼命，但拼命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想方设法自救，而当前东都城中，能给予他实质性帮助，愿意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只有越王杨侗。
崔赜就是越王杨侗的“代言人”，崔赜的态度就是越王杨侗的态度，而崔赜与郑元寿同为山东五大超级豪门，都是山东贵族集团里的大佬级人物，即便有些矛盾和冲突，但都一心一意保护越王，保护东都，这关系到山东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面对关陇人的“攻击”，两人必然联手“反击”，如此一来，为抗衡李浑及其背后的关陇人，两人必然拉拢韩世谔，以此向河洛人传递出合作讯息。东都乱了，京畿烽火四起，受害的可不止越王杨侗和山东人，还有河洛人，京畿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现在却被关陇人暗中“捅了一刀”，引发了东都危机，河洛人当然恨之入骨，实际上依附于河洛贵族集团的颖汝人已经被李风云“坑”了，损失惨重，如今关陇人再来趁火打劫，河洛人当然要奋力还击，当然有与山东人结盟对抗关陇人的意愿和动力。双方只要合作，韩世谔就必须会得到东都军政两界实权人物的支持和帮助，自救当然不成问题。
韩世谔感谢崔赜的提醒，当即示之以好，我马上就返回伊阙展开反攻，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夺回关隘，确保京畿稳定东都安全，但前提是，东都必须给我援军，卫府必须增兵伊阙。
越王杨侗看到崔赜的暗示，一口就答应了，然后转目望向李浑和郑元寿，韩世谔已经妥协了，你们两个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京畿防线被一伙叛贼突破，卫府可是颜面无光，你们两个的声誉也大受影响，一旦事情闹大，不可收拾，必会影响到你们的前程。
郑元寿率先表态，倾尽全力支持和配合韩世谔击杀叛贼，夺回伊阙。考虑到贼帅韩相国太过猖獗，已经严重危及到京畿乃至东都的安全，郑元寿又建议，韩世谔夺回伊阙后，要乘胜追击，要顺势进入豫州境内剿贼，务必诛杀韩相国，全歼贼寇，此举不但可以稳定豫州局势，还能保护通济渠的安全，有利于圣主赢得的东征胜利。
郑元寿的建议得到了越王杨侗的认可。之前东都曾有决策，调遣部分东都卫戍军进入通济渠战场剿贼，结果被军方否决了，现在局势变了，军方的态度也变了，竟然要主动进入京畿外围地区戡乱剿贼，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东都陷入危机，军方陷入被动，不宜继续坚持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