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如郝超跟同学们熟悉的速度快，但我在曹柯的引见和推动下与班里的同学也逐渐熟悉起来，也认识了不少学校的各界精英。
相同的背景和际遇也让我和李超熟悉起来，李超的父亲是部队的，驻扎在附近城市的炮兵二十八师师长，老家也是跟我同一个乡镇，离我们村二里路。
李超肉乎乎的，城市里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过早地胖起来。
营养充足也使李超的性征比较明显，两撇小胡子在上嘴唇上，加上胖乎乎的身材，曹柯笑称，“再加上一顶瓜皮帽，就是个小地主了。”
李超没住在学校宿舍，可能感觉条件太差了，是住在学校南边镇街上的农机修理厂，单独自己一间宿舍。
可能是他父亲起了作用，虽说有些特殊待遇，但条件也是很简朴，只是一张木床，一个三抽桌，两把椅子。有个破衣柜。
但就算这样，也是让我和郝超眼红，毕竟不漏风，没有臭脚味，比较卫生。
李超手头宽裕一点，他妈妈每个礼拜都会派人给他送点苹果啊，罐头啊什么的。
在那个年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李超也比较大方，基本都跟我们哥几个共享了。
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大，贺方安父亲是县法院的，也是体委贺方超的叔兄弟，张建地父亲是县交通局的局长。总之，都是非农业户口，
那个年代，在农村，非农业户口像神一样的存在，优越感爆棚。
大家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自己的父亲发配到这个乡镇高中，但父辈们的用心只有一个。
都期望各自的孩子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能够锻炼自己，在读书劲头比较高的氛围下，影响各自的孩子进步，能够考上大学。
但我们所有人都令自己的父亲事与愿违，失望了。
如父辈们愿，我们确实适应了艰苦的环境，但没有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而是快乐地玩到一起了。
在农业户口的同学们拼命改变命运的时候，我们却丝毫不为未来担心。
考上大学对于农村的同学是换一种活法，脱离这种恶劣的环境，甚至有同学说考上大学离开后，永远也不想再回来。
而对非农业户口的我们，考上大学不过是锦上添花，让父母开心。
对自己的生活无甚影响，我们甚至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感觉一切都好，只是想赶快毕业回家。
实践证明，多年后，我身边的同学，走上领导岗位的，成为各界精英的，还是以农村出身的同学为主。
他们通过当年的努力，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甚至现在已经有能力在改变别人的命运。
学校食堂的饭只有单调的馒头，勉强填饱肚子，我们几个连咸菜都没有，根本就没打算真正融入到这种生活，也融入不进去。
因为不管远近，家都不在镇上，父母再严厉都会体恤到，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多少都会有点盘缠。于是，集中力量就可以办点大事。
譬如那个年代制到镇上仅有的几个饭店撮一顿。
镇上最大的饭店是在公路和镇街路口的供销社饭店，因为是国营的，所以也数这个饭店服务态度差，饭菜口味差，我们饿唠唠的，成那样了，但看见供销社的饭菜还想吐。
我们第一顿就是从供销社饭店开始的。
饭店服务员是几个五大三粗的老娘们，因为在国营饭店工作，可能在心理上也有许多的优越感。
看到顾客进门，不是开心，而是生气。因为有没有人来吃都有工资，不会多也不会少。
所以有人进饭店吃饭就影响到她们嗑瓜子聊天，还要跟着忙活，这就是去给她们添乱。
大厅里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永远写着，今天饭菜：面条、水饺、馒头、各种炒菜。
面条永远是一种，西红柿鸡蛋面，面条是挂面。水饺永远只有一种，白菜馅水饺，几乎找不到肉。
面条两毛钱一碗，水饺一块五一斤。
我们懒得看她们那几张永远嫌弃人的脸，一般除了一两个人饿极了的时候去喝碗面条，吃点水饺，其他时候不去。
最常去的是在学校东边，靠公路边，在供销社饭店北边不远的一家小饭店，那是对夫妻开的，那么早就自己开饭店了，估计到现在早已经发达了。
我们六七个人，一般都是四个菜，炒芹菜、炒豆芽、炒蒜苔、炸花生米，这是几个主打菜。
炒蔬菜基本都是一块钱一盘，即便会有些肉丝，肉片，但不会管够吃。炸花生米五毛钱一盘。一瓶醉八仙白酒，八毛。
再吃点馒头，这一顿酒席基本四块五到五块钱就解决了。我们几个都是你一块，我八毛地凑起来。
白酒基本曹柯和李超，贺方安、张建地他们几个喝了。记得第一次聚，我还要啤酒，曹柯直接给否了，这地方不可能有啤酒，就是有也太奢侈，费钱。
他们几个尽管是非农业户口，但也深受农村乡土文化所熏陶，小小年纪划拳都划得不错了。我、李超和郝超都只有在旁边当观众的份，都不会。
曹柯自告奋勇要当我们“三超”的师傅，教了半天，感觉我们都太笨，对划拳没有天份。
所以为了我们几个外来的也能积极参与到团体活动，想了个折中办法，“压指头”，就是大拇指压食指，食指压中指，以此类推，小拇指压大拇指。
这个简单，但是我出无名指不好出，就商量以拳头代替。
小酒盅是那种小小的，三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