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会给远方还没有了解前线战情的敌人一段时间的迷惑，使他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能证明前线的西法联军已经遭遇大败。这就会为我们由海路展开的行动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最大限度的避免我军的大军还没有到，里斯本一带的残敌核心就有可能由海路离开欧洲的情况。
因此，刘洪涛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并没有让部队迅速进攻这一大股看起来比较坚固的敌军堡垒及防线。其实还有一种忧虑刘洪涛并没有讲。科隆是德意志传统手工业和兵工业的重地，有大量的敌军溃败到城镇之内并不仅仅是会增加队伍在清剿作战中的伤亡乃至所花费的时间，还会在人才和人力资源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面对在科隆一带集结起来的二十余万西法联军所组成的战略集团，刘洪涛的想法也是尽可能的通过围困来迫降对手。
而陆上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迅速向法国南部甚至更远的地方展开攻势的必要，那样同样有可能使远方的核心残敌成为惊弓之鸟，并不是划算的。毕竟如果海上的突击行动不成功，最后的攻势很显然要拖延到冬季了。
在先头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抵达科隆一带之后的第三天，新军远征部队十余万人的主力大军也基本上快速的跟了上来。后续的大部队仅仅上没有缴获到足够安装有人力螺旋桨并可以在陆上人力或者畜力搬运的新型轻船只而已。然而携带所有人畜的一般船只并不缺乏。在前进的队伍以最快的速度清理掉沿河一带敌军的抵抗和有可能带来的骚扰之后。新军主力部队依托河道也能够在节省马力的情况下展开每昼夜大概二百里左右的快速推进。因此在先锋部队于科隆一带同西法等国联军对峙后的第三天左右。张海也就率领大部队跟了上来，并实现了两军的会合。
刘洪涛当然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隐瞒，而是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
“这几天的时间，船队已经通过秘密的方式由陆路绕过敌人在科隆一带的河防据点。到达北面二百里左右的地方。为了最大限度的确保部队行动的隐蔽性，同时还有数以千计以马队游骑做后的队伍在科隆到荷兰境内的阿纳母一带的河道以最大的密度展开袭扰作战，以确保我们的船队在北上的过程中能尽可能的利用河道加快速度，同时还不被敌军所察觉。我估计再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船队就会抵达莱茵河出海口一带并展开出海作战。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尽可能的动身了。。。”
如果是以前，刘洪涛未必会讲这样的话，因为出海作战不同于内陆作战，带着新军重要的队伍出海作战对于新朝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政治风险。可是如今在取得了决定性的作战胜利。近卫先锋旅的官兵们也承受了足够多的作战。刘洪涛确定张海不会再让那些最精锐并在战争中起到足够作用也打够了仗的官兵们继续进行这种高风险的作战之后，再讲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这几天的时间里，张海也考虑的足够周全：其余的近卫部队官兵将本着自愿的原则继续战斗。毕竟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还是有足够擅长夜间作战的精锐官兵比较好。你放心，我知道如果我声明这次出战行动是按自愿原则出战，绝大部分还能战斗的近卫部队官兵们都会选择出战的。所以我会安排其中一部分比较合适的人来执行这类作战任务，并且会尽可能的安排对战斗更有意义的后装线膛枪手去战斗。不会成为队伍的累赘。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并不合适，那么也可以不再安排近卫部队的官兵们去执行这样的任务了。。。”
刘洪涛没有再拒绝，在这个时候拒绝也显得并不合适。因此就坦然的说道：“让近卫部队的官兵们凑出一个加强营群跟着队伍一起出海作战也好。毕竟近卫部队的神射手在射术方面不是那些刚刚配属了火器的官兵们可以相提并论的。在最大限度利用人力的战术原则之下可以最大限度起到有效的作用。。。”其实刘洪涛这样说也是为了避嫌。毕竟：近卫部队官兵在过去的时候不仅仅是新朝远征部队里的精兵强将，还有一个潜在意义上的监督队伍的作用。在没有任何监督制约手段的情况下托付重兵也是一种冒失。
为了最大限度的抓紧时间，刘洪涛终究没有在科隆一带耽误太多的时间，而是迅速以快马起程了。在路途中有专门的部队和据点可以换马的情况下，这样出发反而能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并以最快的速度跟上北上的三万新军主力部队。近卫部队最后的“志愿大队”也是如此。虽然近卫部队的官兵们很少做出给张海或其他上级增加麻烦的事情，不过这一次还是有很多人争着要参加这次出海作战。因为很多明白战局的近卫部队官兵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次出发很可能是整个新军漫漫征途中最后一次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行动了。思考更深一层的一些近卫部队军官们甚至还开始意识到：即便一些残敌真的抢在队伍的前面出海。新朝很显然也未必会在这次西征路途中再次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跨越西洋去追歼敌军。
夺取了整个欧陆乃至中东的人力物力，在加上新朝无与比拟的教育和控制体系，就拥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上万工匠几万核心残敌甚至更多的人手真的逃亡到了美洲又能如何呢。在西征中仅仅是这一路上已经俘虏并且可以为新军远征部队所用的技术底子不算差，有兵工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