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朝政权快速崛起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铁与火无情的扫荡从城镇到乡村。上百万的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除了战争的破坏，京师的沦陷和政治中心的重新南移也让不少的人失去了饭碗。三千里京杭运河沿线的中华核心经济地带从乡间的粮商以及有功名的乡绅，到运河沿线盐业漕运构成的庞大利益体系在一两年间就顷刻间瓦解了大部分。
常言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可在改天换地的大格局下几代人积累起来的一切通常都将烟消云散。就如同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除了孔家等极少数特例，几乎就没有能够延续千年一直兴旺的家族一样。
官僚权贵豪绅等旧的利益集团及其附庸者在改天换地的暴风骤雨面前，最终不是在顽抗中被清洗消灭，就是不得不从九天之上落到九地之下，品尝农村最底层的雇农贫农乃至城镇游民般的生活。
可物质界有能量守恒一说，社会界也是如此。旧利益集团损失的巨大利益如金银妻女乃至其仆从附庸所消耗的粮食，即便在当年女真蒙元入侵中原的时候也不可能全部凭空消失。
而在新朝政权革新天下的大背景下，队伍上掠夺而来的巨大利益除了维持为数并不算多的军队及武装力量开销外，以崭新的方式投入到了新的利益体中。仅仅张海等人攻占南京等地的近一年时间以来，在兵工装备及造船等方面的开销就多达二百多万两近五百万贯之巨，还有二三十万治安军几万新式军队及其被服装具每年不小于此数的开销。新文化和新文艺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乃至书籍出版医药卫生等领域逐步萌芽的新变革让旧利益集团所消耗的不少利益以新的面目出现。
就这样，南京以及苏、松、杭等东南经济圈虽然因为广泛的社会清洗大量的城镇人口被驱逐到乡村，大量的旧利益网络被粉碎。但剩下的东南核心地带数百万城镇脱产人口所构成经济圈却没有像元末明初的时候那样萧条。
旧利益网络所遭受的洗劫不仅惠及了城镇中那些诸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原本的不少贫农佃户虽然没有什么人代头组织分田地却也因为这种旧利益体系的垮塌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就像李自成当年在河南几乎在基层没有什么影响力，也根本没有什么土改工作队之类，不过仅仅农民战争洗劫大户和减轻人口压力这一个作用就让乡村经济在清军到来的时候感受到了新的气象。很显然：即便没有土改队来组织分田，征粮的人少了，原本的贫民们干活也有了力气。
“中了！中了！一筒箭就中了三百文钱！”一个街上曾经的游民笑道。
“别高兴的太早，就是射中了十两银子的手指头或眼睛缝又怎样？还不是碰的运气？”一个稍微粗通些箭术的中年男子有些不满的说道。
秦淮河畔当年朱元璋命工部亲自修建的十六家第一等酒楼，在这一年的时间以来只剩下醉仙楼、乐民楼、来宾楼、醉仙楼、乐民楼。醉仙楼主要面向“体系内”的人员及其家属，乐民楼主要面向商旅及没有被波及到的大户，来宾楼和重译楼依然承担着负责接待外宾的职能。其他的不少酒楼有的因为被牵连而关门大吉。有的改做收钱阅读和学习的图书馆或演武场乃至或名归实质或挂羊头卖狗肉的“武馆”乃至药铺等等。
主要面向“体制内”生意并不比过去差上太多的醉仙楼，却拥有其他酒家或娱乐场所也少有的近五十步左右用高达的帆布隔起来的狭长走廊。这五十步左右的狭长走廊实际上就是弓箭所用的射靶场。
掌握不少弓箭制造资源，在用地方面也拥有政府特权先天优势的醉仙楼后的靶场在价格和规格上也是此时的南京城里最突出的。
队伍上却有一个规矩：在役的新军主力旅官兵还有张海及其弟子们不准以射箭的名义赢钱或赌博。
就这样，前来的人也有不少好奇的街上平民。尤其是南京织造的女工们的工钱也大幅度上涨后家庭地位却没有本质性的提高，每月三两级别的工钱养活了不少靠女人们的劳动过活的闲汉。
明时同弓箭社遍地的两宋时期大为不同，闲汉或乞丐游民为主体的南方市民可没有多少人接触过弓箭。即便是有个别习弓的武人或江湖人或猎人，练习的射法也大多是直射快箭平靶为主。
像这种用弓力不过二三斗寻常人都能拉开的弓，三四两的重型战箭，在最大抛射射程上去射逼真的仿人型靶是从未有过的游戏。大多数人就是平均抛射出七十到一百支箭，对于这种单个的单人靶命中一次也就不错了。要命中那模拟披甲战士人型靶的前手和眼框等有效部位，连射一千箭甚至两千箭也未必能中。
为了推广实战抛射箭术运动也为了营收当然也有彩头。按照这醉仙楼后院北面的射箭场来说：每射一箭需要花费五文钱，不过要是射中的那仿真披甲兵的身靶则会一箭就中上三百文钱。要是射中了眼鼻构成的面部上方乃至前手等铠甲也无法防护到的地方则可以一下就得到十两银子的奖励。这些还仅仅是按照店家规矩的射靶和奖励，而实际上在不少的赌场被清理整顿后在射箭比武乃至中靶等方面下注私赌又成了一门新的学问。
至少这众目睽睽光明正大的运动下做假出老千的可能性不说没有却也很小。不懂箭术的人虽然命中率低一些，但命中概率不是平均散布的，也不是连出好运凭借射箭赚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