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平安地度过。元宵节的夜晚，母亲背着我，领着六个姐姐，去大街上看灯。村里家家挂灯，都是些小灯笼，只有福生堂大门口悬挂着两盏像水瓮那么大的红灯，每个灯笼里插着一根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的羊脂大蜡烛，烛光闪闪，使灯笼放出耀眼的光辉。二姐招弟哪里去了？母亲不管不问。她已经是我们家的游击战士，有可能三天不回来，也可能突然回来。大年夜里。我门正要放鞭炮迎财神时，她身披着一件黑斗篷回来了。她故意炫耀着紧紧束住细腰的牛皮腰带，和那沉甸甸地挂在腰带上、闪烁着镍光的左轮子手枪。母亲用近乎嘲讽的口吻说：“想不到上官家又出了一个女响马！”说完这话时母亲一脸哭相，二姐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式的，使母亲感到还有挽救她误入歧途的可能，于是母亲说：“招弟，我不能让你去给司马库做小。”上宫招弟冷笑一声——这冷笑完全是毒辣妇人式的——母亲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随即便熄灭了。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说起来弟和招弟的事情，她的大姑姑——久经磨练的老女人——说：“儿女情事，只能随其自然。再说，你有沙月亮和司马库这样的女婿，这辈子还愁什么？这两个人，都是钻天的鹞子！”母亲说：“我只怕他们死不在炕上。”那个老妇人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囊废！”母亲还想罗唆，她的大姑姑很不耐烦地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她说：“让我看看你的儿子吧。”母亲把我从棉布袋里提出来，放在炕上。我恐惧地看着母亲的大姑姑那张又窄又小、千沟万壑的脸和镶嵌在深陷的眼窝里那两只炯炯的绿眼睛。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根眉毛，眼圈周围却生着密匝匝的黄睫毛。她伸出枯骨般的手，摸摸我的头发，揪揪我的耳朵，捏捏我的鼻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双腿间，摸摸我的jī_bā蛋。 我厌恶极了她的这种侮辱性的抚摸，尽力向炕角爬去。她一把揪住我，大声说：“小杂种，站起来！”母亲说：“大姑，他才七个月，怎么能站起来？”老妇人却说：“我七个月时就能去鸡窝里给你奶奶掏鸡蛋了。”母亲说：“大姑，那是您，您不是平常人物。”老妇人说：“这个小子，我看也不是个平常人物！马洛亚这人，可惜了呀。”母亲的脸红了，接着又白了。我爬到炕里边，手把着窗台，双腿一挺站了起来。老妇人拍着巴掌说：“看吧，我说他能站起来，他就能站起来！回过头来，小杂种！”“大姑，他叫金童，你怎么老叫俺小杂种！”
“杂种不杂种，只有娘知道，是不是啊，我嫡亲的大侄女？再说，我这是爱称，小杂种啦，小鳖蛋啦，小兔崽啦，小畜生啦，都是爱称，小杂种，走过来！”母亲的大姑姑吼叫着。
我转过身，双腿颤抖着，望着母亲泪水盈眶的脸。“金童，我的乖儿子！”母亲伸出双臂，召唤着我。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会走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喃喃地说：“我的儿会走了，我的儿会走了。”
母亲的大姑姑严肃地说；“儿女就是一群鸟，该飞的时候，留也留不住。你呢？我是说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样呢？”
母亲说：“我挺好。”
老妇人高声说：“好就好，凡事住天上想，往海里想，最不济也往山上想，别委屈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母亲回答说：“我明白。”
告别的时候，老妇人问：“你婆婆还活着吗？”
母亲说：“活着，在驴屎里打滚。”
老妇人道：“这个老东西，强梁了一辈子，想不到落了这么个下场！”
如果没有母亲与她的大姑姑这次密谈，我不可能在七个月时便能行走，母亲也不可能有兴致带我们去大街上观灯，那样我们只能过一个索然无味的元宵节，那样我家的历史有可能不是目前这样子。大街上人很多，但似乎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安定团结的气氛。很多的孩子，提着噼噼哩哩滴火花的金老鼠屎，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我们在福生堂大门前停住，观赏着大门两侧那两个庞然的大灯笼。灯笼暖昧的黄光映照看大门额头上悬挂着的金字匾额。福生堂大门洞开，深深的庭院里灯火通明，传出一阵阵的喧哗。大门外聚集着很多人，袖着手，静静地立着，像等待着什么。多嘴多舌的三姐上官领弟问身边的人：“大叔，这里要施粥吗？”那人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身后一个人道：“姑娘，腊八节才施粥呢。”三姐回头问：“不施粥在这干什么？”那人道：“要演文明戏呢，听说是从济南府搬来的名角。”二姐还要絮叨，被母亲捏了一把。
终于，福生堂大院里走出了四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根高竿，竿梢上挑着四个黑乎乎的铁家伙，铁家伙喷吐着灼目的火苗，照耀得大门前亮若白昼，不，比白昼还亮。离福生堂大院不远处，教堂的破烂钟楼上栖息着的野鸽子惊慌地飞腾起来，在白光里咕咕鸣叫着飞过，飞到黑暗里去。人群里有人高叫一声：“瓦斯灯”！从此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豆油灯、洋油灯、萤火灯之外，还有这能把人眼照痛的瓦斯灯。四个挑灯的黑大汉在“福生堂”大门前站成一个四角形，好像四根黝黑的柱子。大门内又出来几个人，扛着卷成圆筒状的苇席，咋咋呼呼地走到四个挑灯人规范出来的宝地中间，使劲儿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