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小厮跑进书房，他在房里急着收住脚，腰间拐了一下，差点没把我放于桌上，又垂于地面的条幅给踩坏了，不然留下一个小厮的脚印在条幅上面，如果脚印又洗不掉的话，将来在毅老头那儿会很不好看的，这就像是在老头子脸上踩了一脚。
小厮说：“大先生，有事儿了，郭托子在彩主儿房里，大家在等大先生过去。”“什么事儿，轮到郭托子来使唤我了？”我跟小厮走，嘴里问。“是四芳哥儿的事儿，但跟郭托子连着关系。”“是啥事儿呢？你这小厮拖了半天也没跟爷讲明白。慢点走，爷今儿气喘。”“郭托子让芳儿上街为自己去药店弄药，郭托子是个老药罐子，可不知怎么的，芳儿被人抓了起来，现在正被关在警察局里。郭托子在彩主儿那儿，要请大爷去商量办事儿。”
彩主儿见了大先生，做了一副将死未死之人的表情，她这会儿好像已经把世间俗事都看穿了，那种表情虽然不是快乐，但同时不表明有什么痛苦或担忧在腹内藏着，她没拍桌子，当彩主儿太高兴了，或者太痛苦太愤怒了，都会把面前桌子拍得很响，她说：“大先生来了，这芳儿不知在外面做了什么大错事儿，就上街一会儿功夫，出去替老郭到药店按药方抓药，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人就出了事儿，刚才局里来人了。”“交钱，交了钱就可以放人出来。”老郭说。大先生听了一会儿，说：“到底是什么事，进了局里？”“没说清，”彩主儿说，“是为了一张纸的事儿。”“什么纸呀，这么不能碰？”“大先生说得对，”老郭走到房门口，斜侧脑袋，向上看了看半阴半阳的日头，说，“大先生这话说得对，到底是怎样一张纸，会把四芳哥儿送进了警察局里去，是什么东西，大先生？”“我刚知道这事儿。只有拿了钱去局里，跟他们的头商量着办。”我说完，忽然又说：“让老过去办，他跟日本人熟，现在日本人说一句话，比什么都灵，让他带着钱去。”彩主儿听了这话，微微点头。但郭托子不同意：“这一次是警察局里的人做了这事儿，和日本人不相干的。”“但也可以让老过去局里办这事儿，让他先到钱庄上取点钱。”我还是这个主张，让老过出门办事儿。
商量定了，找人去叫过下田过来。后来这个过呆子正如我所料，先去找了那个送狗给吉府的日本商人，日本商人极愿意帮忙，打电话去局长家，那局长接了日本人电话，比日本人还急，愿意帮忙，他亲自下到关人的地方，连罚款都没要，便让芳儿跟了老过走，芳儿先回到郭托子在吉府外面的家里，直到明天，大家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原来四芳哥儿抓了药，往郭托子家里去，可包药的黄纸太薄，要碎，药容易从纸的破洞里钻出来撒在地上，正着急，抬头看见在附近墙上贴着几张黄色绿色的纸，芳儿上前从墙面上揭了两张纸下来，用这纸在药外面再包一层，正当包好，被迎面走来的巡警瞧见，巡警有三位，其中一人眼细，又是纸上有颜色，吸引人，被他将纸上书写内容看了个明白，这就有事儿了，一个巡警说这是**的标语，说芳儿在做**宣传，要抓起来审问，另两个巡警把标语看了，认为不是**，仅仅是反日，是反对日本人，巡警与巡警争论起来，芳儿听不懂，但也走不了，因为巡警的大手已经紧紧按住了芳儿肩头，最后，三个巡警便把芳儿带进局里，关了起来。
大先生听得直皱眉：“反日怎么就成了**了呢？这也太会扯了，扯远了。”而老过的观点不同，他说现在外面情况复杂，有人利用反日来反对政府，也可以用**来反日。“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大先生说，“政府自己反不反日本人？”老过接过话：“我不懂，日本商人说反日就是**。我到局里，听局长说，有时候反日是光反日，不**，有时候反日就是反对政府，市民都搞不清楚，所以要查，我们警察要查这些事儿。”“那是他们的观点。”大先生说。老过理由充足，因为是他找日本商人，把这事儿给办了，他说：“局长说了，连日本人都来替芳儿说情，可见他并不反对日本人，不反对日本人，肯定也不会反对我们政府。”
大先生转身就走，心中骂老过，这个死人坯子，要么真是一个傻子，要么将来会做汉奸，这个臭味满身的脏东西。但大先生随即浑身一惊，心内发憷，想芳儿仅仅是用标语在街上包了一包药，而自己呢，在书房木橱里为医生那个组织收藏了许多书籍、标语，而且那些书都是宣传革命的，有的书是从外国革命领袖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这要是被人知道了，往警察局里一报，出的事儿可就大了，到时连老过那个日本朋友也帮不了忙。大先生越想越怕，所以下决心要找医生，让他把这些东西快点弄走，别害了自己，害了吉府上下。不过，诗歌集子还是可以放在书房里，那些没人要看没人要读的新诗都是一些太平无事又无用的破烂文字，是弄来玩玩的。
大先生闷坐在圈椅内，就是书房里那对圈椅中的一只，而且在入座以前，把书房门窗都关紧。壶中仅剩半壶茶水。窗子被关紧，再去把竹帘拉起来。门已被重重关死。起身离座，想做一件事，突然忘了要做什么事，于是又将门推推拉拉，查验一遍，看看有没有关牢。坐回圈椅内。手做着左右摇动的动作，手摆晃到左边，摆晃到右边。现在是早上呢，还是中午